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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的台灣，那是個看電影前還要唱國歌的年代，西門町紅樓劇場仍是放(fang)映電影的戲院。在傳統文化孕育下成長的侯孝賢，帶著《戲夢人生》赴日宣傳；深受西方現代文化薰陶的楊德昌，則在台北拍攝著《獨立時代》。兩位風格迥異的導演，卻有著共同的使(shi)命——以電影，留下屬於台灣的樣貌。 　　 　　從歷史觀(guan)點切入，探討台灣(wan)因戰爭殖民所(suo)帶來的複雜文(wen)化結構，貼近日常的視角，記錄兩位台灣電影巨擘，如何用各自的鏡頭(tou)語言，在《悲情城市(shi)》、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中，拍出台灣鄉村與都會的過去及現(xian)在(zai)。從中美建交、廟口露天電影院等活動中，爬梳政治對電影的影響，以及電影形式存在的各種可能。日本影帝柄本明擔任片中(zhong)旁白，片長僅47分鐘卻彌足珍貴。 　　 　　「拍攝這部紀(ji)錄片，對我後來(lai)走上電(dian)影之路，是一個非常、非常大的轉捩點。」——是枝裕和(he)